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曾撰文指出，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社会整体改革开放的一部分，也是教育改革的一部分，这个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无法阻挡。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

 

一是当下中国的中外办学中低层次合作占绝大多数，还没有上升到高水平的学术、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即使偶有较为成功的范例，也并非像宣传的那样是在“国内留学”，其毕业生仍需进入国外高校继续自己的追梦之旅。换言之，中外合办的大学并没有摆脱目前国内高校所处的国外高校“生源基地”的地位。这与中国当下“世界工厂”的地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二是在中国，中外合作办学一哄而上的倾向，让国人有一种天然的疑虑。因为任何一种运动式的社会变革措施都可能带来这样那样的后遗症。这是历史经验所证明的，中外合作办学也不可能例外。如果还是秉承“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原则，必然会使中外合作办学这一模式变味，国内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变得愈加复杂化。

 

三是由于在低层次上办学，经济利益变成了赤裸裸的追逐目标。对比国内的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昂学费仍是最大的驱动力，这一点并非中国特色，而是中外皆然。

 

四是从现有的中外办学实例看，原来被寄托希望的西方大学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辐射作用并没有真正地体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中外办学的大学与国内大学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包括国内大学与国外大学合办的大学，其正反两方面经验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作为合作一方的国内大学，成为提升后者教学质量和管理能力的催化剂。从总体上看，反而是中国式的应试教育正在渗透到实行合作办学的大学之中。在中外办学的大学里，诸如考级、考证也同样受到追捧。

 

尤小立说：“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需要主动地按照国际公认的大学理念，从自身体制入手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汲取国外大学教育理念和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与国外大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互动。”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上海纽约大学以金融、应用数学、经济学等应用性学科为主的学科设置，与之前的英国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相似。尤小立建议，如果定位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就应该兼顾理论学科的发展。

 

吴刚提到，一所大学要形成自己的文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产品要创新，但学校要做旧。越是有历史积淀的学校，它的文化往往越深。新的大学，尽管它可能有两所非常好的大学作为母体来支撑，但是，它要在一个新地方形成自身文化，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引进世界一流大学来我国内地办学表示高度赞成，但他也对一些确有“国际化”背景的中外合作大学办学很快“本土化”的情况表示担忧——那些学校从招生到培养、管理、评价等，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与国内其他大学一样的模式，并没有推行“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其设立无非是新增一所基本“同质”的本科院校罢了。而对我国教育来说，现在需要的却恰恰是一所办学模式完全不同的大学。

 

熊丙奇建议，应该创造条件，允许世界一流大学来内地办分校，而不仅是采取中外合作办学模式，更不能把他们的办学纳入统一招生的计划体系。办分校意味着这些学校完全采取本部的办学制度、课程体系，这对于正在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教育改革来说，将是极好的学习和借鉴机会。如果这些学校在内地完全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将真正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加快社会学历认证体系的建设。同时如当年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推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一样，也可检验现代大学制度在我国是否真正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对此，吴刚也表示认同：“国外大学有条件是可以办分校的，把整套体制移植到中国可能更好，但我们现在党委加校长的管理体制显然不允许；因此先合作办学，然后考虑进一步的开放还是可以接受的。”

 

尤小立认为，只有国内大学办学水平的提高才能在吸引国外高水平大学分校入驻中国的同时，迫使对方真正派遣高水平的师资，并且进行有效的经费投入，使分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准与其母校相当。这样才能凸显出中外合作办学的价值，也才能为最终目标的达成创造基本条件。

 

由于上海纽约大学仍将以高考成绩为参考，有人担心其生源质量。吴刚认为，纽约大学在本国招生的对象是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在中国招生的对象则是中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教育环境导致在没有好的替代方法之前，仍只能采用高考这一考核方法；而上海纽约大学的生源质量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看其学校特点是否能为公众所接受，二看其学术和教学资源吸引力是否够大，其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收费标准等。

 

一位高中生家长则表示，只要上海纽约大学能吸引并留住全球最优秀的师资，就一定能吸引到最好的学生。